部分地区已经采取了限电、错峰等措施技术

文/梅芳 老邓

1971年的10月，北京无线电厂接到了北京市关于在北京饭店及主要星级饭店配备国产高级半导体收音机的任务。那一年，乒乓外交使中美关系迅速解冻，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

为了展示我国电子工业水平，为了使来我国大饭店居住的国际友人能够及时地收听到来自自己国家的消息和声音，北京无线电厂立即组成了北京饭店高级半导体收音机设计小组，确定了“牡丹”2241调频调幅全波段台式一级收音机的设计方案。

经过一段时期的研制，“牡丹” 2241傲然开放。7 岁的北京无线电厂前总工程师严毅回忆说，测试接收效果时，将“牡丹”2241收音机与日本索尼（SONY）的一台同类的收音机进行了比较，接收效果毫不逊色。那台索尼的机器在日本被称作收音机之王，“牡丹”2241应该是中国的收音机王！”

“牡丹”2241是北京无线电厂牡丹系列晶体管台式机的经典作品，但北京无线电厂值得骄傲的却不仅仅是2241。实际上，上个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北京无线电厂的“牡丹”牌收音机在北京乃至全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和领先地位，它曾被誉为我国收音机的“四大名旦”之一，名扬海内外。

创业艰难 花开富贵前

半个世纪前，新生的共和国刚刚走出战火硝烟，又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战场。此时中国的电子工业才刚刚起步，作为中国最大最强城市之一的北京，其无线电产业基本上也是以买卖、修理为主，没有专业生产厂。为了发展新中国自己的电子工业，北京市政府成立了组建新的无线电工厂的筹备小组。筹备小组拿到了117家无线电工业相关的商行和从业人员名单后，在1955年的冬天，靠着他们的两条腿和自行车不停的运转，基本理清了当时用于建设新工厂的可利用资源。

1956年 月，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27家私营企业成立了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它是北京无线电厂的前身，也是北京市第一家专门生产收音机的工厂。

筹备小组的组长、“北无”的第一任厂长张德有当时只有28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上学时，他就有建设新的无线电工厂的梦想。他回忆起新工厂刚要建立时，由于身体不适刚刚做过外科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人民电机厂厂长梁化同志就对他说“时间很紧了，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马上去上任了。”

首任总工程师俞锡良先生则回忆道：“到了57年整风运动时，我被内定为‘中右分子’，开除党籍和军籍。58年 月，我随着一批清洗出军队的人群，要到北大荒去劳动，因当时张家口至黑龙江没有直达火车，必须经过北京、天津、山海关出去，就在火车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我和其他几名技术人员被北京仪表局截获，我被分配到北京无线电厂的设计科……”

工厂成立当年，主要生产大声耳机、矿石收音机、舌簧喇叭、变压器，同时也在仿制当时日本的两种型号的电子管收音机，并开始了小批量生产交流5灯超外差式电子管收音机。这种电子管收音机有中波、短波两个波段，能收听国内外各大广播电台的节目，灵敏度与选择性都比较好，外观新颖大方，坚固耐用，音质优美，声音宏亮。这种收音机当时被定名为101型，没有商标。

品牌树立 倾国倾城时

1957年11月，为了适应收音机的外贸和内销需要，工厂决定以 “牡丹”代替原来的五角星装饰作为工厂的产品商标。1958年 月15日经中央工商行政局审定批准使用“牡丹”商标。

据北京无线电厂的人介绍“牡丹”这一品牌的由来：牡丹是国花，代表富贵吉祥，能够代表工厂的文化特色，很有意义。唐朝有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当时为了让“牡丹”商标更有特点，也更好地提升知名度，工厂领导了解到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同志书法非常有特色，且郭老本人的影响力也很大，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恳请郭老为“牡丹”商标题字。5天后，郭沫若同志就有了回复，并为工厂题写了五幅作品。企业挑选了其中的一幅题字，作为工厂的产品商标，并一直沿用至今。

“牡丹”品牌从一开始便获得关注。“牡丹”牌收音机在建厂后一两年就在国内的评比中获得肯定，并出口到国外。电子工业部有一句评语“老熊猫、新牡丹”，是说“牡丹”作为电子工业品牌中的后起之秀所得到的重视，由此可见“牡丹”品牌创立的迅速。“牡丹”正应了它响亮的名号，从创立之初到后来的发展，越来越欣欣向荣，就像“花中之王”牡丹盛开一样。

北京无线电厂初期“牡丹”品牌的迅速建立主要得益于工厂优化的人才结构，第一任厂长张德有高瞻的规划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及整个工厂追求领先、严格质量的态度。

据工厂人员介绍：合并建厂之初，27家私营企业里有从事无线电的，有从事无线电元器件，也有从事无线电修理的，还有钳工、木工、油漆工，由这27家构成了完整的广播器材产业链。当时有一些技术水平很高的专家，还有一些技术水平很高的技工，比如木工、油漆工，还有一部分是专门做研发的，这些组成了北京无线电厂最早的产业基础。

作为厂长的张德有，清华大学毕业，本身学的也是电机专业，对产业中的工艺、质量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并且非常注重对于人才的培养，大量吸收具有真才实学以及技术水平的人，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张德有还组建构架了一个企业整体的框架，包括技术人员、企业里的情报机构等，为日后企业的技术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工厂还不惜工本追求高标准的产品质量。前总工程师严毅回忆说，“建厂初期，从厂长基金中拔出专款购买了许多国外的先进仪器设备。如测量仪器是订购英国马可尼公司的仪器，生产用的电声测量仪器则以丹麦产品为主。比我在清华读书时实验室的仪器先进得多。”

在这些措施下，“牡丹”品牌的迅速崛起也便不为奇怪了。“牡丹”牌收音机在技术人才的“精心呵护”下，在质量管理的“雨水灌溉”下，不仅“花开”国内，而且远渡重洋，让整个世界见证了其“倾国倾城”之貌。

资料记载，1959年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牡丹”1201型12灯5波段落地式收音、电唱两用电子管收音机，曾被国家领导人作为礼品送给金日成、胡志明、西哈努克等外国领导人，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曾亲自为一些友好国家的元首演示“牡丹”音响产品。1964年11月5日～1 日周总理率我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时，通过外交部，将经四机部检测的近百台牡丹牌8402型收音机分装礼品盒，运往莫斯科，分送给参加庆祝活动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

品牌花开 落入寻常家

70年代以前，牡丹收音机一般都是干部、文艺工作者用得比较多，或者是收入比较高的人群。据北无前总工程师严毅回忆，他曾到著名歌唱家王昆家里为他修理过911型收音机，那个机器当时卖 70多块钱。“那时工人出师后的工资也就是拿三四十块钱，当学徒也就是拿一二十块钱，像我们大学生也就是拿五十多块钱的工资，当时的工资主要就是满足平时吃饭，没有闲钱来买收音机。买的人群主要是学界的或者产业工人，当时的产业工人收入比较高，我到鞍山去时那里的煤矿工人就对我讲过，他们要买911，因为他们的工资高。”

进入70年代，收音机开始成为中国普通家庭客厅里的“推荐配置”。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电视机和电视节目还极为稀少，影片也十分单一，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收音机几乎成了人们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茶余饭后，能有一台收音机，听听新闻、天气预报、戏剧、曲艺和说唱，就成了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那个时候客厅正中若能摆上一台崭新的“牡丹”牌晶体管收音机，可比现在47英寸的液晶电视还要气派。要是还能有一台可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更羡煞众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为现在50岁上下的人们所熟知的流行语“三转一响”开始悄然兴起，成了每个新娘都梦想的嫁妆和中国结婚置业的通用标准。其中的“一响”指的就是收音机，另外三件分别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于是，“牡丹”收音机伴随着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梦想，开始进入普通老百姓家庭，“牡丹”品牌也更加为人所知。

品牌冲击 历霜仍国色

历经文革的冲击与市场经济的挤压，“牡丹”也曾走入低谷。但经过一番壮士断腕的决心与企业改制的深刻改革，“牡丹”走出了困境。如今，经过一番艰苦探索，北京无线电厂化身为益泰电子集团，从单纯的收音机产品拓展到系统集成产业，走出了一条艰难却成功的转型之路。

对于“牡丹”品牌，新一代公司领导表示：“我们选择了品牌授权经营的方式发展和传承牡丹品牌，将牡丹品牌授予合格的厂家生产。”2007年12月，北京无线电子厂与北京广播器材厂签订协议，授权后者使用牡丹商标生产电子产品。至2008年，公司授权生产的牡丹牌手机电视已经投放市场。这种手机电视是将手机与卫星广播、移动多媒体广播和数字音频广播相结合的产物。“牡丹”品牌与它所曾经参与的广播事业一样，都做到了“与时俱进”。

历经风霜，国色仍不逊减。追寻“牡丹”的岁月轨迹，它不仅是作为一个收音机，更是作为一个品牌，留在了那个时代消费者的心中。至今仍有许多广播爱好者收藏收音机，惟独把“牡丹”系列留了下来。那个年代，出口到国外的产品以华侨购买最多，华人华侨对祖国、对家的情感，又因有了这一方“话匣子”，便更增进一步了。而在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将“牡丹”作为国礼送给外宾，代表了一个国家先进的科技和工艺水平，象征着新中国独立电子工业和传统工艺的骄傲。（来源：网易）原研进口助阳兴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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