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面对纸媒的复杂心态计划

-26 严格地说来，1 世纪毕昇的活字术和15世纪古腾堡的印刷机的出现，就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印刷传播的媒体时代。自那时起，文学的生产和流布就与纸媒传播息息相关，而且也因之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性质特征。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自近代以来，书籍与期刊这一特殊的纸质文艺传媒载体，直接作用于文学的创作与接受，把文学的公共空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改变了几千年传统文学手手传抄的传播手段，进而促成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完成。“在未来的文学史中，文艺杂志将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恐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过去的法国文学中，作为激发创作或批评的动力的，在一时代可能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在另一时代可能是一些多才多艺的贵妇人们，王者的宫廷与巴黎的沙龙都曾作为鼓励并左右一时代文学风尚的媒介。但这中间人的地位，在近代文学中却由作家间自身的结合所产生的文艺杂志起而代之。自此，文艺的主题除这永恒的‘人性’以外更不能不逐渐注意到‘人性’所存在的环境社会；文艺的对象不再是宫廷与沙龙中的少数阶级，而将是现社会中广大的读者。这两种因素必然地扩展了现代文学的园地，造成了文学向所未有的广度。什么是这一时代的动向？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个作家所应采取的态度？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般读者的要求?如何在这社会因素,艺术因素,与心理因素之间去求得一种适度的平衡，则正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创作家，批评家，与大众读者间的联系的文艺杂志所负的最高使命。”（盛澄华：《〈新法兰西杂志〉与法国现代文学》，《文艺复兴》第 卷第 期。1947年5月。）纸质文学书籍期刊的版行与中国文学发展嬗变相辅相成、当代作家创作应该和文学书籍期刊保持良性互动关系，已是共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期刊纸媒之于当代文学的光荣历史时期，也是当代中国作家引以骄傲的文化记忆阶段。以纸媒书刊形式作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学，一直处于传媒文化和知识思想散播的核心地带。“文革”结束以后，文学创作作为最敏感的社会神经，主动承担起社会哀怨或理想展望的意识功能。原来一批因政治冲击而停刊的新中国老牌期刊纷纷复刊，而一批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期刊杂志也踊跃问世。作为国家体制内的文化生产部门的期刊出版 ，用稿给酬；作家也努力投稿，以用稿为荣， 甚至不意间名利双收。整个社会的文学书籍与期刊之阅读密度也是其后这几十年再也没法比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乃至“新写实小说”等等思潮作品，让我们记住了那个炫目精彩的纸媒文学时代。

然而，1990年代以后，文学传播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电影和互联等所代表的电子传媒手段以不容抗拒的力量，对我们固守了几十年的人文心智开始无情地挑战、残酷地嘲弄；有暴力一般的解构，也有奴婢一般的逢迎。我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在现代工具理性的络里“找不到文学的北”。“大众传媒”让作家和读者都有了某种隔世之感，需要用心灵来创作与品享的纯文学作品产生了令心灵也恐慌的交流障碍。文化的多元杂生与文学的无规则的畅行无阻把文学规则摔得粉碎，使文学日趋边缘：作家的精神优越感丧失，荣光不再；读者的阅读需求欲日渐寡淡，文化注意力转移。二三十年前偌大“文化殿堂”一家独盛的声音被分解，原有的文化份额骤然减少，纸媒文学书籍期刊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是世纪之交电子络的出现，让整个社会的文化格局更是变化无常：络媒体以其“后”声夺人的气势，在争抢纸质媒体空间的同时，也把文学的生产与批评挤向窄仄的文化边缘，甚至使以往文学的“知识生产”或“精神生产”摇身一变为“消费生产”或“娱乐生产”。对于文学生产来说，问题不期而降。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修改站源代码就可以了。 于此逼仄的文化边缘的当代作家是“束手投降”？还是“乐乎其中”？抑或是一味无聊地回忆那曾经令人魂牵梦绕的纸媒文学时代的辉煌？让我们看两种例子：张艺谋依据小说《万家诉讼》拍摄了电影《秋菊打官司》，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小说原作者陈源斌也因之名噪一时；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好评如潮，原作者二月河终能够广为人知。曾经以纸质书籍与期刊问世的作品，原本少人问津。一旦电媒的成功介入，作家骤然名起，作品流布广泛。纸质媒体建构下的作品直接受惠于大众传媒，作家怎能不接受这样的市场权利？再如，余秋雨离开传统书斋式的写作方式，走进大众电视传媒，在凤凰卫视举办的“千禧之旅”活动中，把电视的专题片拍摄和自己的“出走散文”写作结合起来。集节目主持和作家于一身，走来写来。在提升电视节目品位的同时，扩大了作家本人和后来形之以纸质作品的社会影响。作家凭借大众传媒，纸媒文学最大限度地进入阅读视野。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作为传播客体的文学作品已经深刻地不可回避地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如此之下，作家有“怕”，也就有了“爱”，也就有了取舍。身处大众传媒与商品经济语境里的当代作家又怎么能够轻易地提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呢？名利实实在在地左右着每一个欲望生存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