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垃圾隐忧垃圾量几何级增长困局难解

　　外卖垃圾治理主体缺失，“谁污染、谁治理”的环保原则在外卖垃圾处理过程中无法得到落实，让整个社会背负着这个新兴行业发展所带来的环保代价。

　　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北京国贸CBD的写字楼和居住区之间，是18岁外卖员吴小天（化名）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的工作状态。当他回到在附近的住处时，通常是第二天的凌晨。

　　生意好的话，一天下来他可以派送60多份外卖订单，即使普通的一天也有 0多份。他这样的忙碌状态，并不因为最近一场外卖垃圾舆论风暴而受到影响。

　　2017年9月初，国内几大外卖平台因为外卖垃圾问题被环保组织告上法庭，而随着《外卖背后的生态浩劫》《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那些被你扔掉的，总有一天会还给你》等一篇篇文在朋友圈刷屏，一场对外卖垃圾是否为造成白色污染罪魁祸首的是非争论也持续进行。

　　“一份外卖里有主食餐盒、菜餐盒、汤盒三种餐盒和一个塑料袋，一份订单一般都有三个餐盒和一个塑料袋。”吴小天说。

　　据美团外卖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团外卖日接单量达1200万份。如果每份订单消耗1个塑料袋和1个餐盒，则意味着每日约有2400万个塑料制品被消耗。

　　如果每份订单消耗1个塑料袋 个餐盒，每日被消耗的塑料制品是4800万个，而这仅仅是美团外卖一个平台每天产生的外卖垃圾量。

　　虽然目前对于外卖餐盒使用量尚未有权威数据，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随着外卖行业几何级的发展，外卖垃圾已是社会关注的问题。

　　民主与法制社采访发现，由于餐盒具有油污等原因，在资源再利用方面面临回收难、成本高、利用率低等多方面问题，在垃圾源头减量方面，一些商家为了追求品牌效应而过度包装，也导致无法在源头实现减量化。

　　与此同时，外卖垃圾治理主体缺失，“谁污染、谁治理”的环保原则在外卖垃圾处理过程中无法得到落实，也让整个社会背负着这个新兴行业发展所带来的环保代价。

　　增量迅速

　　对于目前外卖产生的塑料制品数量，虽然目前没有全面而权威的数据，但从一些分析统计报告中可窥见一斑。

　　据《中国塑料制品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1—5月我国塑料制品累计产量 047万吨，累计增长 .8%。而塑料制品的增长与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兴起、发展密不可分。

　　艾媒咨询统计，2016年订餐用户规模达2.56亿，按照每人每天订购一份外卖计算，其中至少分别产生2.56亿个餐盒和塑料袋，使用过后，每个被废弃的塑料餐盒和塑料袋的降解至少需要几百年。

　　媒体普遍报道关于中国最大的三家外卖平台的日订单2000万单左右，按照每单外卖用1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0.06平方米计算，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盖42万平方米，相当于59个足球场，大约15天即可覆盖一个西湖。

　　除了包装所用的塑料袋外，目前餐饮外卖常用的塑料餐盒带来的环保问题更为引人注目，一家公益环保组织采集的100个订单样本测算，平均每单要消耗 .27个塑料餐盒或杯子。按照上述数据估算，外卖平台一天消耗的塑料制品要超过6000万个。

　　面对公众对外卖垃圾的关注与质疑，2017年9月19日，外卖平台“饿了么”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围绕外卖食品包装安全与环保问题研讨会，这被视为外卖企业首次对舆论风暴的回应。

　　参会的北京市马家楼垃圾分选转运站站长刘凯介绍，源头垃圾都是混合包装，塑料膜、塑料餐盒等都是通过在分类中心通过滚筒筛和风筛系统被分类出来，运往下游回收公司进行再处理。

　　他表示，近几年主观感受塑料类垃圾总量是提升的。塑料瓶和塑料餐盒每天的分拣量在 —4吨。

　　会上，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综合业务部高工周黎丽介绍，一次性餐具中，塑料制品所占比重较大。中国目前一次性餐具塑料总量，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大的消费群体。但实际上如果人均算下来，我们还并不是消耗最大的，美国应该是消耗最大的。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环保研究员陈立雯长期关注垃圾问题。她告诉民主与法制社，她曾到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枣营北里垃圾楼调查发现，过去 年里，因为外卖和快递包装垃圾的增加，垃圾楼的垃圾量增加了近三分之一。

　　民主与法制走访了多个北京市区内的垃圾转运站，多名工作人员都告诉，外卖垃圾近年增量明显，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并且增长迅速。

　　困局难解

　　在9月19日的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表示，外卖行业正在成为中国食品产业发展最快的板块，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外卖食品的包装安全以及环保问题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话题。

　　就外卖包装安全而言，经过多年治理整顿，食品包装行业正在逐步走向正轨，劣质包装生产企业被逐步淘汰，正规企业登上舞台，食品包装安全未来会越来越乐观。

　　但外卖的环保问题却是很难解决的，因为针对外卖行业的环保问题不仅涉及包装产品的问题，还有餐饮企业的问题、消费者的问题，以及外卖平台和政府部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共治。但社会共治这个格局还没有形成，在很多方面都有缺失。

　　近些年来，因为互联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更多一次性产品、塑料袋和各种塑料包装的消费，外卖、购等带来的各种包装问题，使得垃圾量直线上升。

　　陈立雯观察发现，过去几十年，社会在垃圾处理政策上一直延续混合垃圾处理的模式，整个过程使得垃圾的产生和处理出现了假象，看似也不影响人们的生活，于是这让垃圾产生者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消费产生的垃圾与我们并没有多大影响，不需要承担任何，如今，外卖垃圾的产生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我们投放到垃圾桶里的垃圾每天被清运走了，其收运和处理过程中付出的环境代价，以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一直未被真正呈现出来。”陈立雯说。

　　陈立雯表示，垃圾混合填埋或者焚烧不会独善其身，有专门的垃圾收运和处理系统，每笔外卖产生的垃圾都会加重垃圾混合处理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对于如何处理这些海量的外卖垃圾，不少观点认为应该回收再利用，或用更环保的材料替代，或利用外卖垃圾炼油进行资源再回收。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采访时表示，传统外卖餐盒多采用聚丙烯、聚苯乙烯等材料制成，其强度、耐热性、稳定性高，且成本低廉，因此受到商家青睐。如果换成别的材料，不仅成本高，而且也不一定环保。

　　刘建国举例：比如利用可降解材料替代，只能是部分可降解，主体还是不可降解的塑料，而为了让餐盒可降解，往往还需要加进去更多其他材料，使得重量更重了，最后同样需要进入垃圾处理系统，这样不但增加了收集处理的成本，而且还可能造成次生污染。而要完全替代，则成本更高，一般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承受。

　　而对于回收再利用，刘建国称这也不现实，因为在回收过程中不仅要耗费大量的水电对餐具原有的油污进行清洗，消费者也不接受这种“别人用过的餐具”。

　　对于不少人提出，回收以后可以再加工成新的塑料产品的观点，刘建国认为，除了需要耗费水电等成本，生产出来的塑料产品必定是低端产品，质量差、价格贵，而环保要求也高，因此很难有市场。更重要的是，与以淘汰落后产能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背道而驰。

　　外卖垃圾能否炼油，刘建国给出的观点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此举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徒增额外的污染。

　　在刘建国看来，外卖垃圾造成白色污染的原因主要是垃圾没有进入规范的垃圾处理系统造成的，他认为，只要进入规范的垃圾处理系统，就可以把污染降到最低。

　　呼吁立法先行

　　自2007年12月 1日以来，“限塑令”实施已近10年，外卖垃圾被视为“漏之鱼”，但“限塑令”本身也充满争议。

　　刘建国认为，不能让“限塑令”变成“卖塑令”，如果这样只是简单给一些商家增加了收入，但对塑料的使用量并没有减少。

　　他认为，不能把成本外部化了，不能店家只管做、平台只管卖、小哥只管送、订餐者吃完就往垃圾桶里扔，最后外卖垃圾就成了社会的负担。这显然不符合“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保护基本原则。

　　他建议，应该推行生产者延伸制度，外卖平台和餐饮商可以成立回收处理基金，按照销售额划给餐盒回收或处理企业。

　　更重要的是，推进快递业包装废物进行立法，“很有必要为外卖快递行业产生的包装废物进行立法规范。”刘建国说。

　　刘建国认为，首先是在立法层面上需要出台一部包装废物管理条例，规范包括快递包装废物在内的各类包装废物设计、生产、流通、使用及处理，德国日本等国都是这么做的。

　　其实，20世纪90年代，德国出台的《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提出，包装废弃物管理应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最终处置”的顺序进行，并设定了不同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目标和时限，强制性要求包装生产商、销售商对包装回收共同负责。

　　日本不仅制定并实施《包装再生利用法》，还致力于回收体系的建设，通过定时回收、集合中转等方式，运输至专门的处理中心进行再循环、再制造处理。

　　刘建国认为，最重要的是清晰界定垃圾分类链条中各方的，包括居民个人、公共机构与企事业单位、物业公司、各级政府、收运处理与再生利用企业，规定各方履行的方式，明确对不能正确履行方的约束与处罚措施。

　　孙宝国也认为外卖垃圾处理需要多方参与治理，餐饮企业需要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保证用户体验的同时平衡好环保问题，包装生产企业需要在达到食品包装安全标准的同时注意垃圾的回收处理问题，平台方则需要平衡商户利益的同时，鼓励商户使用环保餐盒。

　　同时各方还需想方设法教育引导消费者，让消费者意识到重复利用餐具、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只有当社会各方面达到一定程度后，外卖行业所面临的环保难题才有望得以改善，进而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刘建国还建议在行业层面推进清洁生产，通过行业自律来倡导企业推行适度包装，减少过度包装，实施包装环境友好和绿色无害。

　　“在制度层面上是推行生产者延伸制度，这应该算遏制包装物垃圾增长过快的治本之策。”刘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