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可形成倒逼机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关键期

　　“大乱之时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必有大制，这个大制就是一种新理论、新制度、新体系和新结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期已经到来。”在1月10日举行的第十三届（2009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专家们撰写的2009年中国资本市场蓝皮书，作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判断。

　　尽管起始于美国次贷、发端于华尔街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对实体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跟踪和观察。但是，参加本届资本市场论坛的一些专家指出，中国最有可能提前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是最有希望引领全球走出经济衰退的国家。

　　提升信心最重要 投资刺激方案需注意的四个问题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席了本届论坛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他指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发展之快是始料不及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提升信心。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银行惜贷，因为怕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二是投资者惜投，认为钱还是放在自己的兜里好；三是消费者惜购，因为有后顾之忧。

　　谈到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方案，成思危认为有以下四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4万亿元可以拉动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其中国家投资占1.18万亿元，怎样拉动民间投资是一个关键。过去，国家投资1元拉动民间投资5～8元，现在国家投资1元能不能拉动民间投资 元呢？二是4万亿元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如何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可以考虑用贴息的办法，鼓励银行适当提高利率向中小企业放贷。三是防止决策失误，所谓18万亿元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四是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

　　成思危分析说，到2011年，中国和世界经济可以复苏。他说：“我希望我的预测不准，希望能够提前复苏。”

　　国家干预力度空前 把危机变成改革发展的倒逼机制

　　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博士指出，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空前的国家干预。这种国家干预，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2007年初到2008年2月是第一阶段，在这阶段各国政府强调让市场自我调整；2008年 ～9月是第二阶段，在这阶段各国政府的干预带有明显的个案处理特点；2008年10月以后进入第三阶段，各国政府的干预变成了全面的、系统化的处置。这种大规模的、空前的国家干预，只有1929年大萧条时期可以相提并论。他强调说，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是被迫的，是别无选择的，但也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国家干预和市场原则是相辅相成的。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指出，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是一种购买行为。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救市，应该购买到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大的消费市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更多先进的意识。如果4万亿元投下去，只是建成了一些路、一些桥、一些机场，而没有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那么附加值就太低了。

　　他认为，危机可遇而不可求，要把危机变成改革发展的倒逼机制，推动政府转型、社会监督和决策民主化，形成公开透明的投资机制。4万亿元投资既然是纳税人的钱，老百姓就应该有知情权。如果这一步可以实现，对于我国的公共投资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他举例说，出口受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现在的很多出口原本就应该停止了，应该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和出口的国别结构。

　　化危为机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关键期到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要防止旧体制的复归。4万亿元的投资是在国家干预的框架下，实施的一种扩张性的调控，是对市场原则的补充，是为了帮助企业过冬御寒。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但政府介入是否也存在失灵的领域呢？因此，应理性设计政府介入方案和政策操作路径，防止产生“政府万能”的幻觉，而这种幻觉在加大政府干预的环境里很容易产生。

　　他强调说，前一段时间媒体关于三里河审批大潮，“跑步（部）前（钱）进”的关注是有道理的。4万亿元的投资，政府当然应该有所作为，但不能认为什么事情政府都可以“调控一把”，什么事情政府都可以“审批一把”。短期的调控一定要和长期的深化改革结合在一起，在政府体制演变的过程中减少“计划”的色彩，不能把“审批”长期化、万能化。凡是民间资本愿意进入的领域，都应该给予鼓励。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这次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是全球经济增长周期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 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的一种必然反映，是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美国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逻辑线非常清楚，即次贷（次债）危机—资本市场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不具有这样的逻辑特征，金融危机在美国的发生和演变过程与在中国的表现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两国救市政策的不同上。总的来看，大乱之时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必有大制，这个大制就是一种新理论、新制度、新秩序、新体系和新结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期已经到来。

　　虚拟经济政策有待加强 制度性缺陷是资本市场动荡的内因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从6124点颠峰直线跌落到1664点的深渊中，跌幅高达72.8%，沪深两市总市值从 2万亿元缩水至12万亿元。参加本届资本市场论坛的一些专家普遍认为，制度性缺陷是中国资本市场急剧动荡的内因。

　　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认为，目前已出台的救市政策主要是针对实体经济的，可以考虑补充出台一些针对虚拟经济的政策。他建议说，应尽快建立资本市场发展稳定基金。至于资金的来源，可以中央财政支持一部分，市场筹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一部分。

　　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表示，对于国有企业在A股市场上的增持、减持行为，市场历来十分敏感。国资委已经加强了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流转的动态监管，而在对待“大非”这一问题上，国资委绝对会从维护资本市场大局出发加强监管，实现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互动。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状况是在十字路口上徘徊。不能“金融危机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创新，所谓“大小非”问题，是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出现的制度性缺陷。而股权分置改革目前正在进行中，不是已经搞完了，要正视股权分置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把提振股市看做是扩大内需的切入点，抓住这个机遇，2009年就是转折的一年。否则，“大小非”释放的压力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重合在一起，市场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天相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林义相说，中国经济的急速下滑和中国资本市场的暴跌有自己的内因，他建议取消红利税、改革新股发行制度。他说，以现在十四五倍的市盈率来看，市场的投资机会是有的。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谈到了对资本市场形势的判断，结论是虚胖已经消退，但是还很虚弱，还在调整之中。由于面临中国经济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因此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仍然在震荡中筑底。

　　而“2009年中国资本市场蓝皮书”给出的结论是两句话：第一，本轮熊市下降的最低点已经出现了；第二，快速上升还有待时日。至于2009年的上升幅度，给出的结论也是两句话：第一，上升到2500点会有压力；第二，2009年的最高点，乐观估计是 000点左右。